1955年，一封从洛杉矶寄往中国大陆的信件中写道：“没有哪一天，哪一小时，甚至哪一刻钟，我不深深思念着祖国。我的心早已飞回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，渴望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中。”当时，世界局势异常复杂动荡，尽管钱学森和其他爱国志士的境遇十分艰难，但与国家的命运相比，这些困难显得微不足道。钱学森不断争取各方支持，同时潜心钻研学术，准备在适当时机回国贡献力量。
为了能够顺利归国，钱学森毅然辞去了在美国的所有军事职务，放弃了美军身份。面对他的坚决态度，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震怒，甚至放出狠话：“我宁可枪毙钱学森，也绝不允许他离开美国。”由此可见，这条回国之路充满了阻碍和挑战。
幸而钱学森意志坚定，再加上来自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，最终得以重返故土。回国后，他立刻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，贡献卓著。钱学森的成就非凡，人们尊称他为“火箭之王”、“中国导弹之父”以及“中国航天之父”。正是他的努力，使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发展至少提前了二十年。
展开剩余87%除了专注于尖端武器技术外，钱学森还十分关心中国其他领域的发展。1992年，他再次致信党中央，信中不仅反复强调“新能源汽车计划”，还强烈建议中国跳过柴油车等传统动力汽车，直接迈向新能源领域。
现在回看，钱学森当时的建议无疑是高瞻远瞩。那么，他是如何想到这个问题的呢？
早在1949年，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任职时已小有名气。同年12月，他应邀参加火箭协会年会，在报告中描述的“洲际运输火箭”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。《纽约时报》曾报道钱学森的科学设想：“未来的交通工具外形酷似削尖的铅笔，人们可以在纽约乘坐，仅用一小时便抵达洛杉矶。”这一设想彰显了他在空气动力学领域的卓越才华。
同年5月，钱学森收到两封信。第一封来自香港大学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曹日昌教授。信中提到，尽管与钱学森素未谋面，但中国的解放事业已箭在弦上，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局势渐趋稳定，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正全力恢复工业，航天事业也被提上日程，特此发出诚挚邀请，号召有志之士为国效力。此信让一向关注国内局势的钱学森热血沸腾。第二封是父亲亲笔书写，信中言简意赅，却饱含父亲对儿子的深切思念与殷切期盼，盼望他归国报效祖国——无论身在何方，根永远在那里，落叶终要归根。
1950年2月，美国掀起以“麦卡锡主义”为代表的清共排外运动。因钱学森的介绍，一名化学助教威因鲍姆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成员，钱学森的名字也被列入1938年党员名单。5月，美国陆海军人事安全局召开会议，决定禁止钱学森参与任何涉密或航空相关研究，并吊销他的涉密研究许可。对自1942年12月开始参与喷气推进实验的他来说，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。
他的科研生涯被无端剥夺，只因一份真假难辨的名单和军方的怀疑，且毫无实质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成员。钱学森内心纠结，一方面渴望归国，另一方面在美的事业却不断受挫。6月，他向美国递交辞呈，“我最热爱的事业和名誉都已不复存在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体面地离开这里。”
面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离去，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极力挽留，甚至试图通过海军副部长丹尼尔·金贝儿与钱学森的私人关系解围。然而，金贝儿听闻钱学森打算回国的消息后，立刻转变态度：“你不许走，你的价值太大了。”随后，美国移民局下达禁止钱学森离境的命令。金贝儿更联系司法部，誓言“无论如何，都不允许钱学森离开美国。”
钱学森遭遇出境限制，行李——他的全部家当——被扣押，美国海关在检查时发现大量文献，便怀疑他是“间谍”。经过三天核实，美国政府最终确认文献并无泄密行为，钱学森未构成间谍罪。
9月，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，钱学森在家被移民局特工逮捕，送往特米诺岛，遭受非人折磨。后来，妻子蒋英回忆说，她去探望丈夫时，他已不能言语，只能点头示意。在被囚禁的17天中，钱学森体重急剧下降，听力也受损。
经过多方沟通，钱学森最终支付了15000美元保释金，虽然获释，但危机仍未解除。10月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支援战斗一个月后，美国司法部移民局对钱学森举行听证会，名义是调查，实则是政治审讯。四次审讯中，美国方面未能获得任何实质优势。
1951年4月，美国移民局决定驱逐钱学森，但附加条件是“驱逐执行需等待进一步指令”，实则软禁。直到1955年6月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公开表示，钱学森掌握的技术随着时间推移已不再具备关键价值。同年8月，钱学森终于收到移民局允许其回国的通知。
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郭守亮指出：“新能源汽车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，关键在于我们掌握了先进核心技术并不断创新，推动了新能源革命的进程。”
结合2022年数据，中国汽车销量总量达到688.7万辆，连续八年稳居全球第一。新能源汽车销售占比持续攀升，截至2023年达到25.6%，提前完成《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2023年的目标，新能源汽车正逐步进入千家万户。
回顾新能源汽车发展之始，钱学森的一封书信意义深远。归国后，他持续钻研，协助其他爱国志士推动中国工业和航天事业取得重大进展。然而，他也关注社会问题，尤其是以柴油和石油为动力的汽车尾气排放问题。
他联想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后，英国为大力发展工业大量建厂，排放有毒气体，导致伦敦成为“雾都”，环境污染极其严重。为避免历史重演，1992年，钱学森致信党中央，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建议。原因有两点：一是化石能源不可再生，消耗殆尽后无法替代；二是柴油和石油燃烧释放的有毒气体严重污染环境，带来多重连锁反应。
他举例说明：大量有毒气体与空气水蒸气结合形成酸雨，酸雨中有害物质如硫进入生态系统，污染庄稼和地下水资源，最终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，增加癌症风险。
那么，有什么新能源既能替代石油，发动汽车又不影响性能呢？哈尔滨工业大学王纪三教授的研究进入了钱学森视野。王教授多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和国家奖项，其中镍氢电池项目尤其引起钱学森关注。
钱学森在信中写道，新能源汽车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环保项目，中国试验基地已有显著成果。镍氢电池不仅能驱动汽车，且续航里程达250至300公里，远优于目前全球流行的100公里蓄电池。王纪三的成功研究增强了钱学森对未来新能源汽车技术的信心。
1993年，钱学森再次致信党中央，指出：“民用汽车必须实现电气化，采用先进蓄电池技术。863计划在氢化物-镍蓄电池方面已取得突破，为什么不跨过传统汽油车，直接发展新能源汽车呢？”
钱学森在技术领域的远见卓识，体现了他对科学事业的热爱与执着。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吕成冬在《科学与忠诚：钱学森的人生答卷》中描述他：“科学是他的精神底色，忠诚是他的信仰实践。”
近来，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：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占全球四分之三，美国必须加大投入迎头赶上，抢回市场份额。这无不彰显钱学森当年对科技发展的独到洞察力和“狠辣”目光。
当然，钱学森不仅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富有远见，在导弹领域同样见解独到。正是他选择导弹研究，推动中国科技腾飞，成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。
1956年初，国务院制定《1956—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》，涵盖57项重大科技任务。钱学森作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，参与了一个10人综合小组的工作。小组针对飞机、导弹、有线无线电等技术方向展开激烈讨论，钱学森基于国情提出加速发展导弹技术的建议，赢得专家一致赞同。
1956年2月，他在周总理委托下向国务院递交《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》，同年10月出任国防部五院院长，主持导弹与火箭研制工作。钱学森与团队日夜奋战，成功研制多种火箭弹药和人造卫星，开启了中国早期航空事业，为导弹与航天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钱学森一生不仅为中国留下丰厚科技成果，也为后人树立了宝贵的人生典范。他的爱国精神令人敬佩：祖国召唤时义无反顾，不惧磨难；对科学的热爱使他即使身陷困境，也潜心学术，贡献毕生心血。
他敏锐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源于善于观察时代变化，勇于思考和创新，坚持不懈。正如古语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，钱学森的人生堪称一部精彩答卷，也为后世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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